与者，要么曾经与王安石相交莫逆，连吕惠卿都不得不承认，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反对新法诸大臣既是君子，与王安石之间也并无个人恩怨。甚至有些人如富弼、韩琦等都是曾经主张变法的人，这点该怎么解释呢？

　　其根源还是在于主张不同，相对而言这些反对新法的大臣多主张缓和一点的改革，而且更看重节流而非开源。这点从熙宁元年的赏赐之辩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在南郊礼毕之后，陪同祭祀的官员应当收到皇帝的赏赐，但是因为国家财力困乏，再加上河朔地区此时正发生灾祸，因此以曾公亮为首的官员以两府俸禄优厚，皇帝平日里对两府的赏赐众多为由，建议皇帝不要赏赐诸臣。

　　司马光的观点是当今国用嵅蛔悖天下又有灾祸，应当削减冗费，同意两府不要赏赐诸臣的建议。而王安石争锋相对的提出大臣郊赉赏赐的费用并不多，就算省下来也不能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反而会破坏礼节，徒伤大体。并称宋太祖时期赵普等担任宰相，赏赉常常数万。而现在郊赉匹两才三千，根本不算多。并指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也正是在这次辩论中王安石提出了他的着名观点。王安石认为为光靠节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开源。可见，不同于司马光“天地财货百物皆有定数”的观念，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在于广开财源，扩大生产力。他主张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抑制兼并，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赋税的管控，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这一点赵佶是非常赞同的，现在赵佶是处处缺钱，养兵要钱，造船要钱，治河要钱，军器也要钱，不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恐怕封桩库都支持不了多久的。

　　当然，也是这次辩论，使王安石坚定了编写三经新义的决心。为了减少变法带来的压力，王安石通过改革贡举法的方式，想要选拔出支持新法的官吏，而《三经新义》作为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工具也因此产生。

　　三经新义，说是三经，但是最重要，也是王安石本人倾注最多心血的，还是《周礼新义》。

　　王安石在其《周礼义序》中一方面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于周官之书”，描绘了成周太平兴盛的美好景象，而治国理政的方法均记录在《周礼》之中，这便将《周礼》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称“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以为世俗弊于俗学久矣，故而重新阐释《周礼》。

　　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变法主张，假托周礼，通过解释周礼来给自己变法寻求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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