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杀史官的，还有一些朝代由于史料为当朝所作所以多有隐讳，比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一些史料提出了异议，由于三国志所载魏文帝甄后死因为被赐死，但是魏书却记为病亡。裴注认为，文帝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书是为魏文帝隐讳，才崇饰虚文。并且裴松之认为魏史（曹魏方面的史书）为魏文帝隐恶，做的不到位，夸赞陈寿做三国志将隐语删除的行为（9），可知魏国史官作史时有所隐讳。

　　再如《周书·萧大圜传》曾提及滕王问萧大圜如何为皇帝作纪，滕王问如果隐讳则所记非实，如果直书是不是又不敬呢？萧大圜回答“这种说法不对，即便有隐讳，也不足为怪。并举东汉时汉明帝为《世祖纪》及汉章帝为《显宗纪》的例子说明，“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有礼也”（10）。由此可知史书隐讳之事是不少见的。

　　此外还有些朝代不允许私自修史，比如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曾因修史而被下狱，当时由于班固的父亲去世了，班固认为父亲所续前史不详，于是打算接续父亲事业继续修史。结果被人告发给汉明帝，说班固私改作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家中的书都被收了。虽然最终班固得到了赦免且被任命修撰《世祖本纪》，汉明帝最后也允许他继续修史（11）。但是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若是私改作国史，就是大罪。此外隋朝时隋文帝杨坚为了杜绝民间修史，曾经下诏：“人间有传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还有皇帝自己动手写史书的。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桓玄，史书记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刘裕事，自谓算略无失，诸将违节度，以至于败。不暇谋议军事，惟诵述写传之。”虽然这属于篡位伪政权，但不去做谋议军事的正事，反而着急着自己为自己“诵述写传之”，也是受人讥讽的行为。

　　参考史料：

　　（1）《左传·齐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还。

　　（2）《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5）《后汉书·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6）《晋书·符坚载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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