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

　　其实孔子编纂《春秋》时就采用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也就是有改史了。

　　（11）《后汉书·班固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12）《三国志·魏书·甄后传》：“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於是，异乎所闻於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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