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们是要利用这种非常容易上手的工具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相较中国花了大力气去逐步解放日本，还不如中国先征服日本再彻底改造日本。这样效率能提高，成本还能降低。
“走一步看一步，让日本先自己闹着。”陈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想追求最省事的办法，“咱们人民党对中国的国内事务有义务，却没有义务去解决日本的事务。宝贵的国力用在眼下，几年后就能有几倍十几倍的产出。那时候解决日本也更有效率一些。”
这也是老生常谈之一，中国在基础建设、教育、科研上的投资不可谓不大，大到了中央政府都呲牙咧嘴的地步。大萧条之前，中国还能靠对外贸易顶着。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就可以活跃生产，降低国内成本。大萧条发生的现在，贸易平衡之下的进出口就呈现疲软的姿态。加上陈克亲自批准的很多大投入项目都属于跨时代的科技，距离见效益还需要些时间。
“那怎么回答北一辉同志的请求？”陈天华其实还是希望亲眼看到日本的人民革命。
“告诉他，中国革命与日本革命不能是简单的模仿。两国情况不一样，道路也肯定不一样。另外，请北一辉同志注意日本国内很可能出现的对高桥是清现行政策的反扑。”陈克给出了一个答案。
北一辉到没有因为遭到人民党含蓄的拒绝而不满，他深知自己也感到了革命力量的弱小。人民党爱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因为在政治以及文化上，中国好歹有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社会流动性并不算差。于日本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相比，戏里面敢唱“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人民反倒没有那么多精神上的包袱。
至于高桥是清的政策遭到反扑，更不是什么稀奇事。
日本首相高桥是清采取的通涨经济学不能无止境无限制实行，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会招来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胀。就北一辉与高桥是清的交流中，高桥是清对此也当然心知肚明，按照高桥是清的计划，他准备在日本经济“欣欣向荣”时突行“釜底抽薪”之策，即反“量化宽松”。
主要手段是大削包括军费在内的公共开支。公共财政改弦易辙，以当时日本政情必须各部会同意才能实行，而高桥是清已经颇为顺利地说服了内政、商业及农业部，因此高桥这份最后预算被称为“合作预算案”。
唯一说服起来比较困难的是日本农业部与商业部门的一场官司，大萧条时期，高桥是清不惜重金从美国引进了合成氨技术。技术很好，可是技术转化成实用产业的过程中有一个早期成本过高的问题。幸得高桥是清还搞到了“中国制碱法”，总算是不再靠进口中国的廉价纯碱。节省了大量的对外经费。
然而合成氨化肥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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