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为赵佶详细解释的三经新义，有人认为三经新义就是王安石为了“一道德，同风俗”而进行的科举改革的教科书，实则是让士子都学习王安石的学说，如此培养出来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这点吕惠卿从不讳言，三经新义确实本就是为了培养变法所需的人才来的。

　　王安石认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如果不培养一批有着革新思维的官吏，恐怕变法最后也不会成功。

　　为此，姚康称“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姚康认为王安石为了“一道德，同风俗”而进行的科举改革，实则是让士子都学习王安石的学说，如此培养出来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这话倒并无错误，但是以此为由弹劾王安石，就有些无厘头了。

　　吕惠卿说道：“荆公治经，不拘于章句名物，认为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接着吕惠卿问道：“官家以为，周礼之治，果能使大宋富国强兵吗？”

　　这话赵佶不知道怎么回答，毕竟现在主流思想都是遵奉周礼，认为三代之治才是大治，赵佶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三代之治没用，不过赵佶打心眼里就觉得这事很扯，三代之治，谁能说清楚什么是三代之治，不都是后人编的吗。面对吕惠卿这个问题，赵佶只能嘿嘿一笑。

　　吕惠卿当然明白赵佶的意思，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有哪一个真的相信什么三代之治啊，只是不能说出口罢了。吕惠卿说道：“官家，荆公之意，本以大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

　　赵佶有些吃惊，吕惠卿竟然把话说得这么直接，吕惠卿接着说道：“大宋积弱，非一日之病也，当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吕惠卿将当年之事慢慢说与赵佶听。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状况，许多士大夫都意识到了国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法。如文彦博司马光等提出“无为而治”和恪守祖宗之法的方案，希望皇帝通过任贤来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而宋祁、苏轼和苏辙等则对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希望通过削减冗费，改革官员选举之法的方式来解决宋朝的财政问题，当然也有李觏、王安石等希望向三代学习，从《周礼》等书籍中寻找解决方法的。

　　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如韩琦、富弼等人，司马光、苏轼之辈，要么是仁宗朝庆历新政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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